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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善恶的假设——我读《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是历史上有名的敢于犯颜的人臣,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勇于纳谏的人君,这一对圣君贤臣成就了历史上很多佳话,为后人津津乐道,成为后世君臣之楷模。当然从传说中的彭祖到现实中的比干,到中学生都知道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再到中学生未必知道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历史上敢于披龙鳞逆圣听的忠臣代不乏人,当然所谓圣明天子也时有出现,独夫暴君更是不绝如缕,留下的佳话不少,惨烈的牺牲更多,我们歌颂前者,而怵惕于后者,其实两者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只要这个制度不铲除,这样的悲喜剧还会不断上演。寄希望于君圣臣贤是古代愚氓的幻想,现代社会的人们如果还抱有这样的期待,只能说是活该不配有好的命运。

相信人性本善,只能用于日常生活领域,善有善报也只能是一种个人的信念,你相信你就这样行,并承担任何可能的结果。而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必须坚持人性本恶的人性预设。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预设基础上的,我认为人性恶的假设非常了不起,这个伟大的假设为监督和制衡权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注意,这是假设,不是真实,因为真实谁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假设来构造一个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这在社会科学中尤其重要。

比如说,关于人性善恶,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没有必要争论,也不必去证明,我们只要一个假设就够了。那么,是假设人性恶还是人性善呢?这会导致整个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教育体系截然不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儒家文化的庞大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而基督教文化则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我认为整个基督教文化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这个假设就是上帝的存在,就是假设有一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存在,人类的所有思想和行为都在他的注视之下,最后由他来进行评判。而中国人则不相信有这样一个人格神的存在,中国人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是世间万物,包括人,而没有造物主,即使有时把“天”看作是世界的主宰者,但没有把“天”看作是一个人格神,“天”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且“天意从来高难问”,甚至认为“人定胜天”。其实,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这也是无法证明的,那么我们就假设它存在或者不存在,在这儿,中国人和西方人又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设定,我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都是源于这两个不同的假设。

魏征进谏就是基于人性善的设定,历史上所有的谏臣、诤臣、直臣、忠臣等等都相信君主本性是善的,是能够听得进自己的意见的,并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劝去做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圣明天子的,至于现在还没有采纳自己的忠言,只是因为:一,我说得还不够多、不够好、不够深刻有力,所以暂时还不能打动他;二,他受到一些小人、佞臣的蒙蔽,内心的善性被遮掩住了,所谓“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总之,君主内在的“明”和“公”是早就设定好的,君主能够被打动也是不容置疑的,哪怕龙颜大怒甚至杀了我、杀了我全家,也不能否定君主的圣明,只是表明君主被蒙蔽之深,所以,后来者仍须努力,以我为榜样,前赴后继,焚膏继晷,刮垢磨光,让君主的圣明大白于天下。

一个人的信念是很可怕的,一旦确立了某个想法是很难改变的,无论什么结果都在证明他的正确。君主接受了自己的规劝,表明君主是圣明的;君主没有接受,表明圣明被遮蔽;君主越拒绝越表明圣明被遮蔽得深。他从来不会去怀疑“君主圣明”这个前提是不是有问题。其实,如果你一开始就接受了人性本恶、君主不圣明这个前提,后面的行为和结果也是能讲得通的。君主不接受忠言,可见不圣明;君主接受了,只是出于不得已、暂时忍受、一时糊涂等等。有道是“忠言逆耳”,可见,不听忠言是正常的,普遍的,闻过则喜是奇怪的,少见的。有人说,反正都没有根据,为什么要假设人性恶呢?道理很简单,假设人性恶,你就不会迷信人治,而要努力去寻找其他途径,比如说,法治、宪政、分权、制衡等等,这就是西方人经过几百年探索和实践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

《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个“正确的废话”之经典文本,通篇空洞迂腐的道德说教,有精神感召力而无现实约束力,看似文采飞扬,情真意切,实则陈词滥调,隔靴搔痒。文中所讲的道理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孔孟荀早就讲过(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荀子“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的相关表述),而且说话的腔调和习惯都一个样,比如用排比句来造势,用比喻来说理。我们知道排比主要是以气势压人,而比喻则是一种几近原始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就是瞎联系,毫无逻辑性可言,只是一种文学手段,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论证方法。

作者说“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这句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虚伪的吹捧,而是真诚的相信,不是劝谏的策略,而是立论的前提,也就是古往今来的魏征们对人性的预设:人性善,人君之性极善。人臣要做的事情就是经常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极善之本性,什么“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还有“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在德不在鼎”(《左传》)等等充斥在全部古圣先贤的著作中。魏征在本文中提到的“十思”当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只是自己说说,甚至说得性起,又激动又感动,事实上毫无用处,属典型的意淫。

实际上,魏征自己也看到了“(人君)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这样的贯穿在全部历史中的事实,但魏征们是这样解释的:人君的圣明被蒙蔽了啊,人臣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啊,正像我们伟大领袖李世民所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见君主是多么地英明啊。其实,李世民的话同样是老生常谈,《诗经》里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话,此后,像什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不绝于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意思一样的格言警句,因为中国的历史悲剧主要是用来重演的。尽管每次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是一样的,但中国人还是乐于总结经验教训,中国是世界上最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并且已经总结出瘾来了,我看,那一天如果不让他总结,他会如丧考妣的。所以我想,中国人为什么要不断地重演悲剧,可能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那多好玩啊,我们一起来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居然都一样,而且跟前人、前人的前人、前人的前人的前人都惊人的一致,真是太了不起了。这个爱好总结的美德以前还只局限于文人、史官和部分政客,现在则发展为全民性重大节目。你想想,从幼儿园开始,你一生中写过多少小结、总结、个人鉴定、事迹汇报之类的东西,而到了年底,几乎全中国人都在忙着写总结,不是吗?

中国的历史很长,这是我们一直深感自豪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很短,一个朝代而已,其他朝代是不断地叠加上去的。我们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兜圈子,兜完一圈就开始总结,总结完了继续兜。

我们现在兜到哪里了呢?是不是到了一圈快终了的时候了?不要急,这一天终归会来的,到时候我们再坐下来好好总结吧。

2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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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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