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决定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带到牢里让玛丝洛娃签字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说也奇怪，他现在倒不希望这事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简直很难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洛①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汝龙译本：正直的公民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
【①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写过许多文章，支持废奴运动。一八四九年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里写道：“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就是监狱。”】
“不错，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汝龙译本：“是啊，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到哪里去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同他如此相似。（汝龙译本：涅赫柳多夫万万没有料到马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竟然同他这样密切相关。）他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楞住了。他感到难受极了。他听到这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得意扬扬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的拒绝接受他的牺牲，还有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既然她有这样的行为，我不是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向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认为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她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我这些决心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他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象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多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棱棱的高个子，额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很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睛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我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要见一见这犯人。以前一向允许我探望的。”
“那是以前的事了，”典狱长匆匆地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伸出瘦长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干脆回答说不行。
“政治犯不准探望，”他说着，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口袋里藏着一封给薇拉的信，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企图犯罪的人，他的企图被揭穿了。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没有抬起头来，他眼睛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丝洛娃又象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色冷冰冰，气呼呼，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垂下眼睛。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象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他不能象上次那样主动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去，“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光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对她更加恼火。
典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他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又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用泪汪汪的眼睛凄苦地斜睨着他，说。
“那您在想什么？”
“您到医院去过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他那自尊心受到触犯而产生的强烈反感原来已平息了去，此刻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变得更强烈了。“象他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上流社会随便哪个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就是幸福，他却情愿去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偏偏又急不及待地去跟一个医士调情，”他恼火地瞧着她，心里想。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摆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点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理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在他的心里，恶与善，受屈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斗争得很激烈。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起首先产生的是哪种感情：是先从心底里怜悯她呢，还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现在就为这种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出什么事，我的决心绝不动摇，”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就越发怜悯，越发疼爱。他很想安慰安慰她。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一定跟您去。”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您想想，您路上还需要什么。”
“好象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同玛丝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丝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思想使他高兴，使他精神上升华到空前的高度。让她去同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聂赫留朵夫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有一次奉女医士派遣，到走廊尽头药房里去取草药，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一直跟她纠缠不休，她很讨厌他。这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他，使劲推了他一把，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好从走廊上经过，听见砸碎瓶子的声音，看见玛丝洛娃脸红耳赤跑出来，就生气地对她嚷道：“喂，小娘们，你要是在这里跟人家搞鬼，我就请你开路。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严厉地瞧着医士，说。
医士陪着笑脸为自己辩白。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对他瞧瞧，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要典狱长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逐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难堪，因为她早就讨厌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的身分和现在的处境，都认为有权侮辱她，现在竟然遭到她的拒绝，不禁感到惊奇。她却觉得极其委屈，不由得为自己的身世伤心得流下泪来。这会儿，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猜想他一定已听到她的新罪名，想为自己辩白一番，说这事是冤枉的。她本来要开口辩白，但觉得他不会相信，只会更加怀疑，于是哽住喉咙，说不下去。
玛丝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要自己相信，正象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她所以这样做，就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但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样的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第30章
玛丝洛娃可能随第一批犯人遣送出去，因此聂赫留朵夫积极做着动身前的准备工作。但要做的事太多，他觉得无论有多少时间总归来不及。他现在的情况同以前正好相反。以前他要想出些事来做，而且永远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不过，尽管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一个人，那些事情本身却都很乏味。现在的事情都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但这些事情却是有意义的，很吸引人，而且多得数不清。
不仅如此，以前别人为聂赫留朵夫办事总使他感到烦恼和不满；如今为别人做事却使他心情愉快。
聂赫留朵夫现在要做的事可分三类。他凭他的古板作风把事情这样分了类，并且据此把有关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里。
第一类事是为了玛丝洛娃和对她的帮助。这方面主要就是为告御状奔走，争取支持，以及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是处理地产。在巴诺沃，土地已交给农民，由他们缴付地租，作为农民的公益金。但为了使这件事在法律上生效，必须立下契约和遗嘱，并且在上面签字。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仍象他原先安排的那样，就是他得收地租，得规定交租期限，并且确定从这笔钱中提取多少作为生活费，留下多少给农民做福利。他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需要花多少钱，因此这笔收入他还不敢全部放弃，只是把它减去了一半。
第三类事是帮助囚犯们，而来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起初，他遇到向他求助的犯人，总是立刻为他们奔走，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后来求助的人实在太多，他无法一一帮助他们，这样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担起第四类事来。这一类事他近来最感兴趣。
第四类事就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是怎么产生的？有了这种机关，也就产生了他同一部分囚徒在其中相识的监狱，以及从彼得保罗要塞起到萨哈林岛止的种种监狱，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有了这么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里受尽苦难。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同囚徒的私人关系，通过他同律师、监狱牧师和典狱长的谈话，以及了解被监禁人的经历，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谓罪犯，归纳为五种人。
第一种是完全无罪的，是法庭错判的受害者。例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明肖夫，又如玛丝洛娃和其他人。这种人不很多，据神父估计，大约占百分之七，但他们的遭遇特别引人同情。
第二种人是在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做了什么事而被判刑的。那些审判他们的人，要是处在同样情况下，多半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这种人，据聂赫留朵夫估计，大概超过全体罪犯的半数。
第三种人受惩罚是由于他们做了自认为极其平常甚至良好的事，但他们的行为，按照那些和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制定法律的人看来，就是犯罪。属于这一种的有贩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还有盗窃成性的山民、不信教的和打劫教堂的也属于这一种。
第四种人成为罪犯，只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社会上的一般人。这种人包括教派信徒，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契尔克斯人，也包括为反抗政府而被判刑的各种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工人。这种人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据聂赫留朵夫估计，他们所占的百分比很大。
最后，第五种是这样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要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重得多。他们被社会所抛弃，经常受到压迫和诱惑，以致头脑愚钝，就象那个偷旧地毯的小伙子和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内外看到的几百名罪犯那样。他们不断受到生活的压力，以致做出那些所谓犯罪的行为来。据聂赫留朵夫观察，有好多盗贼和凶手就属于这一种。近来他同其中一部分人有过接触。至于那些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聂赫留朵夫通过深入了解，认为也可归到这一种。然而犯罪学新派却把他们称为“犯罪型”，认为社会上存在这种人，就是刑法和惩罚必不可少的主要证据。照聂赫留朵夫看来，社会对这些人所犯的罪，其实超过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不过，社会不是对他们本人犯了罪，而是以前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了罪。
在这些人中间，惯窃奥霍京特别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奥霍京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活到三十岁也没有见过一个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盗贼群中厮混，却又天赋滑稽的才能，招人喜爱。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帮忙，同时却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监狱，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而且嘲笑神的律法。另一个是相貌英俊的费多罗夫，他带领一伙匪徒劫掠一个年老的官吏，并把他打死。费多罗夫出身农民，他父亲的房屋被人家非法霸占，他自己后来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军官的情妇而吃尽了苦。这人天生活泼热情，到处寻欢作乐。在他的心目中，天下没有一个人会克制欲望，放弃享乐。他也从来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享乐还有其他目的。聂赫留朵夫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都禀赋优异，只是缺少教养，以致畸形发展，犹如植物无人照管就会疯长，变成畸形一样。他还看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的麻木迟钝和表面残酷使人望而生畏，但他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犯罪学派所谓的“犯罪型”。他只觉得他个人讨厌他们，就象他讨厌监狱外面那些穿礼服、佩肩章的男人和全身饰满花边的女人一样。
这样，为什么上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同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这就是聂赫留朵夫所关心的第四类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想从书本上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把凡是同这问题有关的书都买来。他买了龙勃罗梭、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的著作，用心阅读，但越读越感到失望。有些人研究学问，目的不是在学术方面做点什么事，例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而是在寻找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的答案，但结果往往失望。聂赫留朵夫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学术给他解答了成千个同刑法有关的深奥问题，可就是没有解答他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他问：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鞭挞、流放、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跟被他们虐待、鞭挞、杀害的人毫无区别？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回答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议论：人有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能不能用头盖骨测定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犯罪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道德败坏的人？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退化？什么是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摹仿、催眠、情欲对犯罪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有哪些责任？等等，等等。
这些议论使聂赫留朵夫想起一个放学回家的男孩曾怎样回答他的问题。聂赫留朵夫问他有没有学会拼法。男孩回答说：“学会了。”“好，那么你拼一下‘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就这样狡猾地回答他。在那些学术著作里，聂赫留朵夫为他的主要问题所找到的，也就是这种反问式答案。
那些书里有许多聪明、深奥、有趣的见解，但就是没有回答他的主要问题：凭什么有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替惩罚作辩解，认为惩罚必不可少，这是天经地义。聂赫留朵夫看了很多书，但断断续续，这样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钻研不足，希望以后能找到答案。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还不能肯定近来越来越频繁地盘旋在头脑里的那个答案①。
【①指前面第二十七章结尾提出的那个答案：“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第40章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开出，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话。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庄稼味，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再下，再下！”聂赫留朵夫望着好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垂直地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那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号。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①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复活》第二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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